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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理論研究會舉行2015年年會發言摘選

2015/09/02    來源:法制日報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決定》明確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為保證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須要推進嚴格公正司法。“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嚴格公正司法的核心,在于統一司法審判標準,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案,將法律規定不折不扣地落實到位。在黨的四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辦案人員對法庭審判重視不夠,常常出現一些關鍵證據沒有收集或者沒有依法收集,進入庭審的案件沒有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審判無法順利進行。”有鑒于此,中央明確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為切實貫徹中央要求,統一司法審判標準,發揮審判程序應有的制約、把關作用,促使偵查、審查起訴嚴格依法規范進行,適應法庭審判要求,破解妨礙司法公正的突出問題,堅守防范冤假錯案的底線,827日至28,中國審判理論研究會2015年年會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理論研討會在青海舉行,來自全國政法院校的專家學者、法院的代表參加會議并發言。本報將部分發言摘選刊登,敬請關注。

  

判決書是體現公平正義的載體

□ 顧功耘(華東政法大學副校長) 

  訴訟制度改革追求的目的是公正判決,這要靠判決書記載和反映出來。法院判決書和企業產品一樣,判決書就是產品,就是最終的成果,應該是合格優質的。

  讓每一個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主要是從判決書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既然訴訟制度改革體現審判為中心,那么判決中是否可以看出改革,判決書要經得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任何判決應該都可以進行評判。

  以審判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對判決書提出了“三個全面”的要求:一是全面反映訴辯雙方的主張和證據;二是要全面闡述法官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三是全面記錄法院依法受理和審理的過程。

  一是在訴訟中全面反映訴辯雙方的主張和證據。控辯雙方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即使有一方是公訴機關,也不應該超越另一方的地位,法院要聽取控辯雙方的觀點,尤其是弱勢一方的觀點和證據。判決書全面客觀反映各方觀點和證據,這是保障權利的最基本要求。

  二是法官要全面闡述事實和依據,要聚焦雙方的爭議點。這是法官關注的重點,要回應合理的訴訟主張和理由,也應該回應不合理的訴訟主張和理由。如果支持觀點的證據有問題,要做出相應的回應。好的判決書要讓訴辯雙方口服心服,有些口頭不服,心里也不得不服,這是實體正義對判決書提出的要求。

  三是全面記錄法院依法受理和審理的過程。程序的公正才能保障判決書的公正。

 

重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程序

□ 張學群(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其根本目的是使各辦案部門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確保案件質量,有效避免冤錯案件的發生。因此,要實現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程序重構,形成審判對偵查、公訴活動的有效制約,確保無罪的人不受追究,就必須堅定不移地打牢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這個基石。

  第一,完善刑事訴訟證據制度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關鍵點。在刑事訴訟中,從立案、偵查、起訴到審判,全部訴訟活動都是圍繞著證據來展開和推進的。可以說,守住“嚴格證據標準”這個關鍵點,就抓住了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牛鼻子”,就能推動刑事司法活動的整體質量和水平的全面提升。

  第二,目前刑事證據制度在實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刑事審判實踐情況看,在執行刑事證據制度方面主要有個兩方面的問題較為突出:一是證據基礎工作薄弱的情況較為普遍。比如,有的只重視有罪證據的收集,不重視無罪證據的收集;有的只重視定罪證據的收集,不重視量刑證據的收集;還有的只重視證據的收集工作,不重視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關聯性問題等等,這給審判環節的證據采信和定罪量刑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也嚴重制約著刑事訴訟的公正和高效。二是在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上三機關認識不統一。未圍繞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證據制度嚴格依法收集和固定證據,并多以“說明材料”的形式答復是否存在非法證據,給審判機關證據排非工作造成困難。

  第三,對完善刑事訴訟證據制度,推進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幾點思考。一是強化證據意識,突出證據在訴訟中的基石地位;二是依法客觀全面收集證據,堅決守住防范冤假錯案的底線;三是嚴格證據裁判標準,以審判證據的終局性引領訴訟證據收集行為的合法規范性;四是正確處理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三者之間的關系,切實發揮在證據方面三機關的制約作用;五是以完善的證據制度和有效實施,不斷提升司法公信力。

 

獨立審判是實現審判中心主義的前提

□ 田文昌(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方向,理清和明確了刑訴程序的重心,使審判活動從形式回歸向實質。下一步如何在理念和制度層面上使審判中心主義得到切實貫徹,則成為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第一,審判中心主義體現庭審中心。

理論界通說認為,審判中心包含三個層級的含義:首先,在偵查、檢察和審判的整個訴訟程序中,要以審判為整個訴訟程序的核心;其次,在審判環節中,因為一審程序是針對全案證據的舉證質證和事實認定,上訴審在我國一般情況下不是對一審的全部證據和事實進行重復性審理,是不完全的開庭審理。因此,就審判環節而言,一審程序是審判程序的中心;再次,在一審程序中,庭前會議等都是為了庭審而服務的。

  第二,審判中心主義以獨立審判為前提。審判中心主義的要義,是使庭審活動的作用由形式走向實質,消除審判活動走過場和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弊端。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前提就是確保審判活動的獨立性。我國憲法第126條明確規定了法院審判權的獨立性。但是,多年來,以打擊犯罪為中心的訴訟理念,偵查、公訴機關的強勢地位,各種公權力的層層干預,使得審判機關經常處于左右為難、無所適從的尷尬境地。這也是審判中心地位在我國長期無法實現,甚至不被認可的深層原因。因此,審判中心主義的實現須以獨立審判為前提。

  第三,獨立審判的核心是法官獨立。

獨立審判包括法院獨立和法官獨立兩層含義。法院審判權的獨立性,體現于司法機關不受其他社會公權力影響的體制性獨立。法官審判權的獨立,則是指在法院審判權之下的個案裁判權的獨立行使,同時對自己的不正確或錯誤裁判承擔完全責任的一種審判工作制度。就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兩者的關系而言,法院獨立是法官獨立的前提,法官獨立則是獨立審判的目標。

  關于法院獨立問題,雖然在法律和政策上已有明確規定,但實現起來仍然阻力重重。而關于法官獨立問題,形勢則更為嚴峻。因為至今為止,人們對這個問題還沒有形成廣泛的共識,這又是邁向獨立審判進程中一個更加不易破解的難題。然而,不容置疑的是,任何阻力都不足以成為阻礙獨立審判的理由,而只有實現法官獨立,才能真正將獨立審判落到實處。

 

構建以審判為中心的刑訴新格局

□ 梁明遠(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推進刑訴制度改革,構建以審判為中心的刑訴新格局,涉及觀念的轉變和職權的優化,在司法實踐中要重點抓好五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牢固樹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構建以審判為中心的刑訴新格局,對人民法官駕馭庭審、取舍證據、處理“定放兩難”的難題,提出了更高、更嚴的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對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刑事法律政策的學習,始終堅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統一,堅決貫徹落實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疑罪從無、無罪推定等現代司法理念。

  二是切實突出庭審中心地位。庭審的實質化是構建以審判為中心的刑訴新格局的核心。要堅持事實調查在法庭,對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罪輕、罪重,應當以庭審查明、認定的事實為依據;要堅持證據展示在法庭,凡是用來證明定罪量刑的證據都要在法庭進行舉證、質證、認證,都要通過庭審來確認、裁斷證據是否合法、確實、充分;要堅持控訴辯護在法庭,平等對待控辯雙方,積極引導控辯雙方緊緊圍繞案件事實、證據和需要解決的爭議問題展開調查、辯論,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判;要堅持裁判說理在法庭,不但要把事實認定、證據采信、法律適用、定罪量刑的依據和理由說清楚、說透徹,而且要對控辯雙方的公訴、辯護意見一一作出合法、合理的評判,把是否采納的情況和理由說明白。

  三是全面落實證據裁判原則。要牢固樹立證據意識,嚴格遵守證據規則,始終堅持全面客觀審查證據與堅決依法排除非法證據并重,確保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審查屬實并且排除合理懷疑,確保案件的每一起事實都經得起證明。

  四是健全完善證人出庭制度。由于民眾受傳統觀念、法律意識等因素的影響,當前的證人出庭率還不盡人意,導致辯護方的質證權無法保障。因此,必須遵照黨的四中全會《決定》中提出的“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的要求,進一步修改法律和司法解釋,從制度上規制證人出庭,大力提高證人出庭率。

  五是不斷深化司法公開工作。當前,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的廣泛應用,資訊格局、話語模式和輿論環境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因此,必須嚴格落實公開審判制度,大力推進“互聯網+司法公開”等司法服務新模式,使司法公開成為刑事審判工作的新常態。

 

加快證據制度完善進程

□ 張保生(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我國目前三大訴訟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中的證據規定中,除缺乏理論體系之外,還有一些違背證據法原理的錯誤,成為證據裁判的操作性障礙。這些錯誤不消除,證據裁判、審判中心都只能停留在紙上。

  第一,質證規則的虛化。在舉證過程中,直接詢問者(檢察官、律師)必須讓證人用自己的嘴說出所見所聞。如果用誘導方式提問,證人只需回答“是”或“否”,那就變成檢察官和律師代替證人作證了。在證據收集合法性調查程序中,被告人與偵查人員的對質是一種最佳質證方法,也是被告人的一項訴訟權利。這種對質權的啟動,應當體現控辯雙方的權利平等。

  第二,證人出庭作證規則的虛設。質證必須當庭,即“面對面”進行交叉詢問和對質。然而,刑訴法第62條關于證人“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的規定,民訴法第72條“證人可以不出庭”而“可以通過書面證言……等方式作證”的規定,都給“面對面”的交叉詢問和對質帶來了無法逾越的困難,給證據裁判制造了質證技術上的困難。

  第三,迷信直接證據是法定證據主義的復辟。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第77:()物證、檔案、鑒定結論、勘驗筆錄或者經過公證、登記的書證,其證明力一般大于其他書證、視聽資料和證人證言;……()直接證據的證明力一般大于間接證據”。在這條規定中,先是說“鑒定結論……證明力一般大于……證人證言”,后又規定“直接證據的證明力一般大于間接證據”。這有兩點錯誤:首先是后款()否定前款()的邏輯錯誤;其次是后款規定的內容錯誤,該規定把直接和間接證據與證明力問題混淆了。 

  第四,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中存在的問題。刑訴法第57條第2款規定:“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本款規定了偵查人員出庭的三種啟動程序,即檢察院提請的通知程序、法院通知程序和偵查人員要求程序,卻偏偏沒有賦予辯護方這種啟動權,這違背了控辯雙方權利平等的原則。

  第五,被告人親屬庭外取證。刑訴法第188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上述規定僅免除了被告人親屬的到庭義務,并未確立親屬作證特免權。當然,本條第2款關于“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相應強制性措施,對證人出庭具有促進作用。但問題是,本條關于特定親屬不被強制出庭作證的規定,并未免除被告人親屬的作證義務,而且還為親屬庭外取證留下了隱患。

 

如何讓裁判者負責

□ 肖永平(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

  我國當下司法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考慮到我國法院實行錯案責任追究的實踐和當下司法改革的整體布局,本人特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嚴格限定錯案的認定標準和范圍。“冤案”和“假案”,只是錯案的特殊形式,或者說是錯案中最嚴重的情形。而錯案卻不同,凡是違反法律規定,無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序法,只要定性不當、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程序有重大問題等等,都可能列入錯案的范疇。我認為,錯案責任追究的對象主要是冤案和假案,對其他類型的錯案應該嚴格限定認定標準和范圍,應該以承辦法官存在主觀上的“故意和重大過失”為必要條件。

  第二,明確錯案責任追究的認定主體。建議由法官、檢察官、法學專家、仲裁員、立法工作者、律師、公證員、執法監督員、人民監督員等法律職業共同體成員組成錯案責任認定委員會認定錯案,并按照嚴格限定錯案責任標準認定法官責任。

  第三,明確錯案責任追究的啟動條件。不能簡單地根據一份“正確”的判決就認定其他不同的判決是“錯誤”的判決。現實可行的選擇是根據法官的具體外在行為,評價其是否已喪失作為法官所必備的公信力、公正性,并以此為標準追究法官的責任。“錯案”的結果只是啟動這種責任追究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充分條件。

  第四,在法官法或全國人大的立法解釋中規定法官責任豁免制度。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和《審判紀律處分辦法》規定了法官“免責”的若干情況,但該司法解釋能否得到其他部門(如紀委、檢察院)的認可和執行,是大有疑問的,很容易導致錯案責任追究制度的擴大化問題。因此,對法官責任的追究應堅持“法有明文規定”的原則,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法官法作進一步解釋或補充規定。

  第五,設立專門的法官遴選和懲戒委員會,專門負責法官的遴選及法官責任追究工作。建議對省級以下的法官,結合正在推行的法官員額制和人財物省級法院統一管理機制,由來自法律共同體的多部門人員共同組成法官遴選委員會和法官懲戒委員會。法官遴選委員會可以設在省法院或者省人大常委會,但法官懲戒委員會應設在省高院,以保證和方便省高院實際追究法官的錯案責任。

 

審判中心視野下的檢法關系問題

□ 賈宇(西北政法大學校長)

  在審判中心主義的視野下,刑訴應以審判為中心,審判應以庭審為中心。審判中心主義的實現涉及刑訴構造和司法體制,其中檢法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尤其是基層,檢法關系存在以下三個問題,需要在司法改革過程中予以調整。

  第一,“偵查中心主義”的訴訟構造制約檢法關系。我國傳統的刑訴構造是雙重構造:整體上是流水線——偵查、起訴、審判依次進行,公檢法三機關各司其職;在審判階段則是三角形構造——控辯對抗,法官居中裁判。在案件基調已經定好、律師又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控辯審三方的庭審構造徒具形式意義:審判既然不是中心,那庭審就更不是中心。

  審判中心主義視野下,案件事實、證據和有罪無罪都應當按照法院的標準、在法庭審判中由法官審查和認定。因此,偵查和審查起訴都要根據法庭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要求來進行。

  第二,檢法關系中的“潛規則”掣肘審判中心主義的落實。在司法實踐中,檢法關系的“潛規則”使得刑訴法所規定的制度難以落實,無疑會掣肘審判中心主義的落實。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法院退查(退卷)問題。1996年修訂的刑訴法取消了法院退查,但是隱形的退查“潛規則”仍然盛行,法官往往利用與檢察官的私人關系提前說好,補充完證據再送過來。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法院審判受制于檢察院的起訴,審判的獨立性也受到很大的沖擊。二是極低的無罪判決率和抗訴率。經過調研發現,一些地方的基層法院多年沒有一例無罪判決,檢察院則幾乎沒有抗訴。在司法體制改革過程中,應深入調研和剖析這些不正常現象的真正原因,有針對性地調整政策和司法行政管理方式,充分發揮無罪判決和抗訴兩項制度的作用,盤活相關的程序規則,使檢法關系回歸正常狀態。

  第三,不科學的考核指標體系扭曲了檢法關系。上述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因于不科學的考核及其指標體系。例如有抗訴則檢察院加分,相反法院應抗訴而扣分;無罪判決雖然法院不加分,但卻成為檢察院的“不能承受之重”。現在要研究不合理的考核指標所導致的問題及其破解方案,對考核指標進行評估,大力清理考核指標,該取消的堅決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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